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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模式，是在18世紀是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。是他們最先發明瞭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。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，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，他們在學校裡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、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，當然，最終要服從國王。

但是，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，相反，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、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。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、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，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，不幸的是，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。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別，而正是這些多樣性性與細差別讓人們在智力、想象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。

而且，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”即使在最好的高中裡學到的知識，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。”以文科為例，那幾本高中需要反覆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，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？至於數學呢，即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，還沒有學到十七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。何況，隨著知識的爆炸，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可以塞進1000本書裡， 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了（德夫林《數學猶聊天》）。可見，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覆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，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。

所以，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，但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侷限性，並削弱它在選材中的位置。
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：其一，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量的諸因素中的一項，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；其二，SAT每年有6次報考機會。
台灣、中國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：其一，聯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；其二，聯考一年一度。